1955年9月27日,我军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授衔仪式,这一历史性时刻见证了开国上将军衔的授予,共有55位将领获得这一荣誉。随后,又增加了王建安和李聚奎两位,最终使得上将的数量达到了57人。而比上将更高一级的“开国大将”,则只授予了10位功勋卓著、资历过人的军事元勋。由于名额的限制,许多资历和战功极为显赫的上将,不得不“就低”授衔,他们被称为“三颗星的大将”。
1955年1月,为了授予开国大将的名额,中央军委提出了三种方案供讨论和审批。第一种方案只授予10位大将,这是最终被采纳的方案;第二种方案是授予15位,第三种方案则为22位。期间,15位的提案获得了广泛支持,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已有10位开国元帅,而大将级别略低于元帅,因此,适当增加授衔人数也显得合情合理。那么,那些比最终选定的10位大将多出来的5个人,分别是谁呢?他们分别是萧克、张宗逊、宋任穷、王震和周纯全。
展开剩余77%首先来看萧克上将。萧克在1955年授衔时成为了第一位上将,且有“萧克镇上将”之说。在那些对军衔分配有异议的将领中,常有人被告知“萧克同志的军衔是上将”,听到这一句话后,异议者便再也没有继续争论。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萧克深厚的革命资历。作为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,以及八路军120师的副师长,萧克的资历在所有的开国上将中是最为出色的。他在抗日战争期间,曾担任过八路军多个主力师的正副师长,而在这些主力师中,只有萧克没有被评为元帅,其它的正副师长则普遍被授予了元帅军衔。因此,萧克被评为开国大将,几乎没有任何争议。事实上,萧克的资历远超任何一位上将,他曾与贺龙并肩作战,解放战争时还辅佐林彪,担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,率部征战中南。萧克未被授予大将军衔,成为1955年评衔时一大意外。
接着是张宗逊。张宗逊身高一米八六,魁梧壮硕,年轻时曾是毛主席的贴身护卫。他参加过1927年的秋收起义,是与主席关系最为亲密的将领之一。张宗逊的军旅生涯可谓曲折辉煌,在解放战争中,他担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,地位仅次于彭德怀。1955年评衔前,张宗逊已经是我军总部的第一副总参谋长,这样的履历无疑应当获得大将军衔,然而他与同为西北部队出身的许光达相比,最后却只授予上将。许光达虽然与张宗逊同属西北军区,但解放战争期间,他的级别仅略高于张宗逊,最终许光达得到了大将军衔。
再来看宋任穷。宋任穷自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长征结束时,他是红28军的政治委员,抗日战争期间,他担任过129师政治部副主任,深厚的革命资历为他赢得了“准大将”的称号。尽管他后期的战功略逊一筹,未能获得大将军衔,但宋任穷建国后的工作贡献同样不可忽视。作为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,1955年被授予开国上将之后,宋任穷还担任了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,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王震则是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将军。他不仅是毛主席亲切称为“王胡子”的将领,还是第一野战军的高级指挥官。早在红军时期,王震便担任过红六军团政委,并在抗战期间担任八路军359旅的旅长。在解放战争中,王震和许光达同为一野高级指挥员,但他的履历显然更为出色,尤其是在解放战争初期,他在中原突围战中的指挥成就,堪称一段经典历史。建国后,王震不仅积极参与边疆的平定和建设,还担任了农垦部部长,并最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副主席。这样一位全能型的将领,本应被授予开国大将,但最终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。
最后是周纯全,出生于湖北红安,曾任31军军长及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。因战争中受伤,他失去了右眼,但这并未影响他出色的军事能力和后勤才能。解放战争期间,周纯全担任四野后勤部长,为野战军的壮大和解放东北、关内的战斗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建国后,周纯全继续发挥其在后勤保障方面的才能,出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,尤其在抗美援朝期间,他确保了前线后勤的充足供应,为中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支持。
这五位将领无论从资历、战功,还是革命贡献来看,都堪比开国大将。尽管因为各种原因,他们在1955年只获得了上将军衔,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却无可置疑。最终,1955年的授衔中,虽然有些将领未能获得大将军衔,但这其中的军衔差异,充分反映了当时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实际情况。至于许光达,虽然他在战功和资历上略逊于张宗逊和王震,但作为湘鄂西苏区的代表,最终他也成为了开国大将的第10位。虽然他仅享受上将级别的待遇,但依然是名副其实的军事英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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